柯冲故事：民国大法官
让我们再把柯冲故事拉回到现代，说一说被称为“繁昌窑发现第一人”的民国大法官葛召棠真实故事。
公元1946年3月10日，南京中山路励志社礼堂。这里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对日本军事战犯、罪大恶极的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的公开审判，将要在这里举行。
法庭大门的上方，悬挂着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标语，上书12个大字，酣畅淋漓：“国防部审判日本军事战犯”。大门两旁的廊柱上各张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壮志饥餐胡虏肉”；下联是“笑谈渴饮倭寇血。” 法庭审判台的案桌上，铺着深蓝色台布，后壁挂着宽大的紫色帷幕，庄严肃穆。五位身披黑色法袍的大法官正襟危坐在法官席上。他们的内心都很激动，表情显得十分严肃，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战犯谷寿夫进行审判。其中一位神色凛然、目光峻厉的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繁昌窑发现第一人”的国民政府大法官葛召棠。
曾经不可一世的杀人魔头谷寿夫被押上法庭，公诉人宣读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起诉书。在起诉书宣读过程中，法庭内外，不时响起民众的痛哭声、挥拳喊打谷寿夫的呼号声。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谷寿夫此时已经乱了方寸，悚悚自危。尽管他预料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但到了宣布最后审判结果，死期将临，他不由自主地两腿一软，像一条癞皮狗似地瘫倒在地，爬不起来身子。几名法警不得不连拖带拽地将谷寿夫押出法庭。
1947年4月26日，上午11时。法警将战犯谷寿夫从看守所提了出来，押往监刑室。作为监刑法官的葛召棠对谷寿夫验明正身以后，宣读处决命令，最后问谷寿夫：“战犯谷寿夫，你还有什么话，现在可以作最后的陈述。”谷寿夫面色惨白，嘴巴含混不清：“我，左胸口袋里有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我的头发、指甲，还有一首诗，烦请法官先生寄往日本东京都，给我的妻子……”
葛召棠将布袋交给身旁法警，用手指着桌子上的死刑执行命令，正色对谷寿夫喝道：“战犯谷寿夫，签上你的名字。”随后法官将谷寿夫五花大绑，在谷寿夫的后背插上斩标，上写“处决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并在“谷寿夫”的名字上重重地打上三个红叉，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从那以后，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大法官，名字叫做葛召棠。是他把杀人魔头谷寿夫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为国雪了耻，为民解了恨，告慰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同胞在天之灵。
解放前夕，葛召棠因憎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欺压老百姓，拒绝跟随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逃往台湾，毅然带着妻儿，回到家乡，定居在芜湖市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了解葛召棠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先后安排他担任皖南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院审判员、皖南科学馆馆员等职。由于葛召棠在古文字学和文物考古学方面有着一定研究，为了发挥他的一技之长，1953年葛召棠又被调到新成立不久的安徽省博物馆，担任编审职务。从此以后，大法官葛召棠便与文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安徽省博物馆工作期间，葛召棠经常回故乡繁昌，在他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谜团，那就是在他年幼的时候，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发现在县城南郊有几座长满荒草的山坡上面，都是破碎的瓷片，撒落遍地，感到十分好奇，认为这中间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等待人们破译揭秘。可是长大以后，由于为生计奔波，便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搁置下来，现在自己又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正是天随人愿，机会来了。
出于职业习惯和工作的敬业精神，葛召棠不由对这些碎瓷片再次勾起回忆，产生起浓烈兴趣，发下誓愿，一定要将县城西南荒草山坡的碎瓷片探个究竟，讨个说法，还其真实面目。
大法官葛召棠手中的法槌，变成了文物考古的探铲。他操起手中探铲，无论白天黑夜，还是酷暑严寒，像一位苦行僧似地，漫山遍野的转悠、寻找、苦苦探索。
碎瓷片遍布在荒草山坡的地表之上，有些地方稍作发掘便可以看到好几米厚的堆积。熟悉繁昌历史并对《繁昌县志》有着一定研究的葛召棠，在此之前从未看到过繁昌当地生产瓷器的记载，而山坡上大量的古瓷片堆积，显然不是在短时期内形成，且具有这么大的规模，可以说明繁昌这处地方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制瓷历史。
在此期间，安徽省博物馆又抽调了几位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来到繁昌，协助葛召棠一道，进行深入的考古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距离葛召棠家祖坟比较近的地方，发掘采集到一些比较有研究价值的碎瓷片及瓷器成品，带回到安徽省博物馆。经专家鉴定，又报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核，认定这些碎瓷片和瓷成品，属于宋代烧制的青白瓷，距最初发现的时间已经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
葛召棠为此特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安徽省博物馆在皖南进行历史文物的调查、征集工作》，详细介绍了在繁昌发现青白瓷的前后过程，发表刊登在当时具有一定权威影响的专业理论刊物，《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上。
《安徽省博物馆在皖南进行历史文物的调查、征集工作》一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青白瓷的实地考察报告，向世人发出了“繁昌窑”的信号，也为繁昌窑后来的发掘研究乃至公布为“省保”、“国保”有力奠定了基础。
